一位民俗研究者，4年时间内，跑遍了各种各样的旧书市场、古玩市场，先后收集到了26份婚书，时间跨度从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斑驳的婚书，许多人见了都会大吃一惊：不但有结婚的、离婚的，还有再婚的，无奇不有。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广大女性身心受到“三从四德”的束缚，婚姻上更没有一点自由。那么，这些婚书的背后，究竟演绎了什么样的辛酸故事和历史变迁呢？
3月 21日下午，当 52岁的洛阳市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把他收藏的“宝贝”展现在《东方今报》记者面前时，记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古代的各种地契、房契、古代试卷、金兰谱、银票、广告等 300多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 26份婚书。这 26份婚书，全部精心装裱在宣纸上，“这些婚书年代久远，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都有”。
记者从中挑选了3份婚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婚姻状况的种种细节，感叹历史的巨大变迁。
改嫁婚书
公公支持儿媳改嫁
“立字据人董丙辰，因子亡媳寡茕茕无依，虽年事尚轻，实无谋生之能力，嫁守固然乃各人之道德，当任其自由自主。今商酌双方家长同意，说合人等介绍，情愿再婚配于安顺足下为室，按惯例聘礼洋叁仟元整，以供余残年赡养之资，嗣后各无异说。倘有亲族干涉者，余一面承当。空口无凭，立字据为证。”
这是一份上世纪40年代写在宣纸上的改嫁婚书，宽 24厘米、高38厘米，白纸黑字、正楷书写。王支援说，立字据的董丙辰，是位很了不起的公公。
在以前，女子一直处于“被压迫”地位，如果丈夫亡故，妻子则要守寡一辈子。
然而，这份改嫁婚书，却让人十分感动：身为公公的董丙辰，儿子亡故，在悲痛心情下却不愿看到年轻貌美的儿媳守活寡，而允许她改嫁。
“在那个时代，公公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相当不容易啊！”王支援说，从婚书中可以看出，儿媳改嫁给一位名叫“安顺”的人，“安顺”出聘礼“洋叁仟元整”，以备“董丙辰”养老之用，这倒遵从了中华民族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
离婚婚书
丈夫暴力倾向严重
“立协议离婚字据人曹九经、曹牛氏因夫妻不睦，时常反目，连年屡以虐待等情。在县与讼，夫妇伉俪之情毫无，恩断义绝，已达极点，实属不堪再为同居。
乡邻，曹俊三、曹瑞章、蒋景唐、宋雅堂诸位先生从中说合，除曹牛氏私有妆奁财物仍归曹牛氏所有外，曹九经情愿另与曹牛氏出法币洋三千元，出麦一布袋（即市斗一石）以作曹牛氏离婚养赡费用。
此乃双方合意，均无说辞。自离婚之日起，嗣后男娶女嫁各不相干，除另具呈向司法处备案外，更书写离婚字据两张，各执一纸为凭。
协议离婚人：曹九经、曹牛氏，说合人：曹俊三、曹瑞章、蒋景唐、宋雅堂。”
“这个曹九经，经常搞家庭暴力啊！”面对这张宽24厘米、高38厘米、书写在白色宣纸上的上世纪 40年代的离婚婚书，王支援幽默地解释，不能小瞧这张婚书，它可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在封建社会，由于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离婚问题上，丈夫有休妻的特权，而妻子无离婚的自由。因此，中国古代法律上不用离婚这个词语，而用“绝婚”、“离弃”、“休妻”、“出妻”等用语。
然而，在这份写于1942年的离婚婚书上，明确提到了“离婚”二字，说明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比封建社会开放、进步多了。
王支援说，曹九经和曹牛氏夫妻二人经常打架，还到县衙打官司，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俩人才在乡亲的说合下，自愿离婚。封建社会，男人一纸休书就把老婆甩了，女方没有财产的所有权，连“人”都是男方的。而这对夫妻“离婚”时，原属于女方的东西，仍归女方，男方还另送“法币洋三千元”和“麦一布袋”。可见，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
以前，离婚同结婚一样，也是一件很郑重的事儿，需要亲戚朋友见证。王支援说，离婚作为一种制度，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结婚婚书
以父亲的名义送达
“百世芝兰
男命乙丑、女名壬戌相不犯岁、命星大吉，择于戊寅十月初七日纳彩过礼大吉。
谨占于本年十月十三日亲迎，贵府名门是幸。
娶送女客忌猪、羊、兔三相，余相不忌。
大英畏，常少亲家少先生大人阁下，忝婚眷生张丙耀暨子正午仝鞠躬。
千年好合”
王支援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婚姻，跟谁都有关，唯独跟结婚的当事人无关。因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大事，讲究门当户对。”这份婚书，就是很好的证明。
准备结婚的男子名叫张正午，这份婚书则是以他父亲张丙耀的名义送给女方的，所以，没有写女方的姓名。
其实，这份婚书，就是商量结婚的事儿。婚书中称，两人不相克，准备十月十三日举行仪式。当然，结婚那天，凡是属猪、属羊和属兔这三种“忌属相”的亲朋好友，不能出现在新人面前。
“这份婚书虽然没有标明书写的具体日期，据推测是在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里，不像现在要去政府部门领取结婚证，那时候都是双方父母作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王支援说，即便今天，很多地区依然维持着结婚前送婚书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