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中院近日表示，生育二胎是否属于违法生育，应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理。就算违法，用人单位也无权开除涉事女职工，除非公司事先做了规定。此外，违法生育二胎也可享受产假，但费用得自理，产假期间也不能享受工资福利待遇。这个信息量很大！公司尚且如此，是否意味着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违法生育二胎，也享有不被开除公职的权利？
作者﹕刘小艺
来源﹕平说微信公号
3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条微博写到﹕近日北京二中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生育二胎是否属于违法生育，应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理，就算违法，用人单位也无权开除涉事女职工，除非公司事先做了规定。此外，违法生育二胎也可享受产假，但费用得自理，产假期间也不能享受工资福利待遇。
北京市二中院之所以如此发声，皆因此前《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
2011年，身为某国有建筑公司安装公司职工的孙女士在没有取得准生证的情况下生育二胎。2012年7月，公司以孙女士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向其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孙女士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公司文件中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情节严重者方可解除劳动合同，现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孙女士符合上述情形，其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无效，双方应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
孙女士的遭遇并不是孤例。2013年和2014年，北京二中院审理的因女职工生育二胎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数分别为3件和2件，案发事由均为女职工违法生育二胎的情况下引发的劳动纠纷。
在这类案件中，用人单位认为女职工违法生育二胎属于违法行为，法律赋予其给予上述女职工纪律处分的权力，开除是贯彻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合法行为。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也表示，“这要看具体情况，违法生育二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但是处罚应该由其他行政部门进行处理，用人单位无权处罚，更不能予以开除，但是如果用人单位事先做了相关规定，那么可以予以处罚。”
简单一句，让法律的归法律，全责应当有明晰之分。
尽管法官给予了专业意见，但多数用人单位似乎对此并不认同，如上所述的以上5起案件中，4起系用人单位直接以女职工违法生育二胎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即便如此，二胎政策有所松懈之后，在一组社会数据调查中显示，40﹪的家庭表示愿意生第二个孩子。
风险够大，那为什么如此多的家庭都宁愿生二胎呢？
显而易见，对于当下的很多父母而言，多个孩子，就多一份家庭的温暖，多份快乐，多份责任。孩子多了欢笑多，这个欢乐是那些没有孩子的家庭体会不到的。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看，多一个弟兄姊妹，才会懂得同出一脉的亲情，懂得责任，懂得担当，懂得分享。
宏观角度着眼，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在人口红利将近之时，未来中国最贵的恐怕就是人力了。中国目前人口急剧下降，人口学家易富贤曾在自己的书里《大国空巢》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二十年后的中国，人口将会成为稀缺资源。
除此以外，一个严峻事实不可忽视，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多年，导致年轻一代通常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通常的家庭结构是4-2-1模式，作为家庭的中坚，在当干之年既要赡养双方老人，又要面临抚养孩子的艰辛，其中并无更多渠道来分担由上至下的压力，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压力负担特别重。
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紧迫局面，2013年12月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草案）》，施行“单独二胎”政策。
“单独生二胎”政策在历时5年的深入调研和论证后出炉，被外界解读为“顺应民意”，也是中国为保持“人口红利”最大化和持续性采取的还算及时或“略晚了点”的调整。过去三十多年，尽管外媒对中国的计生政策褒贬不一，但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独生子女政策已重塑中国社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便是想生第二个孩子，要走的程序是很复杂的。不仅申办二胎生育条款需要必备的手续，还要求夫妻双方满足一定的条件。强烈的生育愿望和反复的行政审批手续，对于那些特别想生二胎而又不符合规定的家庭，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放弃，要么铤而走险。
一方面是强烈的生于愿望和形势逼人的人口颓势，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行政主体的种种限制和市场主体游离与法律之外的合同条款，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特色应对方式发挥的淋漓尽致。
实质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女性的职业“规划”向来都明目张胆，基于利益考虑，女性要结婚生子，有产假，一来耽误工作时间，影响公司效益。二来这也许会形成内部纵容女员工生孩子的风气，因为人员流动性过勤造成更大损失，甚至会有公司规定，女性职工具体到多少年内不许结婚生子。从市场主体角度来说，追求最大的成本利润比，这点无可厚非。
但一个人类社会，不能任由所有的活动者像齿轮一般机械转动。任何一名职场女性，作为员工只是她生活的一个角色而已，除此之外，她还承担其他的角色分工。科幻作家赫胥黎在他的预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描绘了一个不识人情抛却伦理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永远像机械一样拥有螺丝钉搬固定的生活方式，没有生育，没有情感，完全被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所填充。
拔高了讲，倘若完全以此作为未来大同高度发展的社会标杆，丧失了独立人格个体所组成的人类社会，哪怕成就“乌托邦”，又与机械人有什么区别？
市场主体有遵从市场规律的主观要求，同时也有遵从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义务。人情虽不能替代法律，但法理终究不外乎人情。
换言之，急迫形势，总比人强。
总理报告暗示计生政策将退
作者：梁建章 黄文政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的内容如下：“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打造健康中国。”
这些表述对人口政策改革释放了何种信号？
不妨将此与往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对比。去年报告的有关内容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落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2013年报告的相关文字则是：“逐步完善人口政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适应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趋势，统筹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而之前各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即使没有明确提到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也基本都有落实或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甚至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表述。
与往年相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担忧，对进一步放开生育的期待，乃至对计划生育的质疑在过去一年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种大形势下，今年非但没提“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而是提到“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
我们认为，这种表述的变化可能表明中央在对待人口问题的态度上有了显著的改变，预示着以生育限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近几个月来，卫计委罔顾基本事实，多次声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基本符合预期，以此混淆视听的说法来掩盖其对政策预期效果的严重误判。我们特别注意到，总理报告没有一处提到单独二孩政策。
对这个在过去有一年最引人瞩目的公共政策变化做如此处理，显然不会是疏忽之举。更大可能是，总理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的评估非常谨慎，不认同卫计委的说法，甚至没有把政策的实施当作成绩来看待。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的效果表明，申请人数远低于预期。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国家卫计委言之凿凿地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单独二孩申请人数只有100万左右，而且整个趋势是逐月减少。
如果扣除申请未被批准的，被批准却没有如愿生育的，没有“单独二孩”政策本来也是要生育的，还有双独家庭作为单独申请而生育的，政策实施满一年的新增出生人数会远低于100万。
今年的报告提到“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这个表述意涵丰富。一是侧重于计划生育的服务性质；二是强调管理改革。这可能表明，政府是在为人口政策的重大改革在做机制上的铺垫工作。人口政策需要大的逆转，但这将会是中央的一个重大决定，不会草率出台。
总理报告强调发展的核心意义，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是个重大挑战。长期来看，除了收入分配等因素外，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这一下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新增劳动力数量更会大幅萎缩，这首先将影响劳动力市场，然后会影响到内需。要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人口也需要可持续地繁衍。人口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将会对此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1.23，即使生育率被低估10%，那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远低于更替水平。长期低生育率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呢？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
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
因为老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因为经济规模的不断缩小，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持续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
李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
这表明中央非常正面看待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不再片面强调人口是负担的一面，而是偏重于把人口当成是国家的核心力量。
李总理的报告如此正面地看待人口规模，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有关”两国人口的巨大力量”的表述一脉相承，再此印证了中国高层人口思想的重大转变。
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多处提到老龄化和养老问题，这说明老龄化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人均寿命属于中等水平，而老龄化程度则靠前，并且在快速上升。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更严重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孩子和年轻人比例太低。
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是15.5%，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会直线上升至40%左右，老龄化之痛只是刚刚开始。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老龄化并不会在严重恶化后就趋于好转，而是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而更可能进一步加剧。
随着老龄化加深，一方面，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另一方面，工作者减少降低养老金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人福利或者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的原因是严重少子化，要真正缓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多生孩子。
李总理在报告中一再强调创新和创业的重要性。研究表明，年轻人口比例对一国的创新和创业活力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人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在30岁左右达高峰后快速下降，人口越年轻的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就越旺盛。年轻人口比例减少，创新活力会以更大幅度减少。
这意味着，老龄化不仅减少年轻人的比例，也减少年轻人本身的创新动力；整个经济将患上老年病，特征是知识更新缓慢，创新精神缺乏，创业活动减少，技术进步相对迟缓。而且，严重老龄化导致社会抚养压力持续上升，恶化财政状况，大大挤压对科学的投入。
日本的高科技业在1990年代之前如日中天，现在却萎靡不振。学界普遍认为日本人口严重老化是主要原因。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限制生育政策的弊病，进而呼吁人口政策改革。在本届两会上，人口政策改革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虽然现在两会才刚刚开始，但已经有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交人口政策改革的提案议案，例如，贺优琳、张育彪、何寄华、陈泽民等人大代表分别提交了全面放开二胎的建议；王名、刘大钧委员联名提交两份关于生育政策改革的提案，一份建议是取消生育限制、鼓励生育，另一份建议是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王树理、高体健等委员分别提交了全面放开二胎的提案。
甚至，一些卫计委官员也开始呼吁人口政策改革。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计委副主任郭玉芬说，甘肃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前，预计有三万多对夫妇申请，没想到受养育成本等因素影响，申请二胎的夫妇只有四千多对。郭玉芬建议，应深入分析，尽快放开二胎生育，以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
我们认为，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放开生育，让以限制生育为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尽快退出历史舞台，并采取合理措施减轻育龄夫妇养育孩子的负担，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